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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从时代风会和学术背景看理学对辛派词的影响
作者:刘明玉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4/21 8:06:52 | 【字体:

【内容摘要】考察辛派词人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实绩,我们发现其中的不少人有深厚的学术渊源,辛派词中的用经用史特点正源于他们的学问根底,这种学问根底植根于南宋时代特定的学术风气——理学。他们身处当时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创作中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地都受到理学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搦义理,劫剥经传”的共同倾向。

【关键词】     辛派词      用经用史      理学渗透

 

辛派诸公多是壮怀激烈之士,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定大都有一种“笑儒冠自来多误”的感慨。在一般人看来,他们的创作似乎不会与理学扯上关系。然而考察他们的生平经历和创作实绩,我们不难发现南宋理学盛行、相与问道辩难的学术风气,对以抒写功业志向为特点的辛派词,在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上都广有影响。我们且以辛弃疾、陈亮等辛派核心词人的交游创作来略作考察,以求管窥蠡测之效。

(一)

辛弃疾本人作为词坛、政坛令人瞩目的人物,除了与一批志趣相投的词人唱和外,与当时的学界名流也多有交往。举凡著名的学术人物,如:朱熹、吕祖谦、张、叶适、陆九渊、陈亮等等,辛弃疾都与他们过从甚密,相与谈政论道。他在《祭吕东莱先生文》中说:“厥今上承伊洛,远洙泗,佥曰朱、张、东莱,屹鼎立于一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又皆齿壮而力强,夫何南轩亡而公病废!上方付公以斯文,谓究用其犹未。……弃疾半世倾风,同朝托契,尝从游于南轩,盖于公而敬畏。”[1]其中的“朱、张、东莱”,就是朱熹、张和吕祖谦。与叶适、陈亮等也多有唱和。尤其是朱熹和陈亮,在辛弃疾广泛的交友群中,占有极为突出的位置。梁启勋在《稼轩词疏证·序例》中说:“先生交游虽广,然择友颇严,惟与朱晦翁、陈同甫二人交最笃。”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陈亮不仅是辛派词人的重要代表;而且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他更是当时学界的重要人物——“永康学派”代表。他的功利主义哲学虽不可完全目为理学内容,但很多主张正是针对当时理学的种种弊病而发。他和朱熹正好代表了当时学术的两极,却又都很好地统合在辛弃疾的交游中。

辛弃疾和陈亮是志在事功的英雄,在一般理学家眼里,他们既有他人所不及的用世之长,也有不重内在修养之短。朱熹曾评曰:“辛幼安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但明赏罚,则彼自服矣。今日所以用之者,彼之所短,更不问之;视其过当为害者,皆不之。及至废置,又不敢收拾而用之。”“问:‘陈亮可用否?’曰:‘朝廷赏罚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帅材,但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它,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不更问着,便如终废。此人作帅,亦有胜他人处,但当明赏罚以用之耳。’”[2]又曾说:“今日如此人物(指辛弃疾),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耶。”[3]可见,朱熹在肯定辛弃疾是帅才的同时,又说他有“纵恣”的毛病,应该对自己“向里来有用心处”,才能“事业俊伟光明”。以讲求性理道德的理学家眼光来看极具蛮霸之气的辛弃疾,当然不免显得“纵恣”;而辛弃疾在南宋官场几经碰壁,得了教训之后,受到朱熹辈的影响也确实“向里来有用心处”了。

在“谗摈销沮”的处境下,要寻求精神上对“悲”的消解,山水、酒以及歌舞女色,都只是暂时的自我麻醉;真正的途径只能是“向里来有用心处”。辛弃疾崇敬颜回“一瓢自乐”的精神境界,服膺于儒家的忧乐观,将周氏泉改名为“瓢泉”,并作《水龙吟·题瓢泉》说:“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料当年问:饭蔬饮水,何为是,栖栖者?”朱熹在解释“箪瓢之乐”时说,“颜子私欲尽克,故乐,却不是专乐个贫。须知他不干贫事,元自有个乐,始得”;又说,“程子谓‘将这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谓:‘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颜子乐处。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直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无有不尽,则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4]朱熹和辛弃疾交往深切,这些解释自然是为其提供了“向里来有用心处”的思想资源。

朱熹还曾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两匾额送稼轩以为勉励,而稼轩自己的诗中也有《癸亥元日题克己复礼斋》之作。可见“克己复礼”,在二人是共通的话语基础。朱熹解释此语说:“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又说:“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5]这些,都不难见出理学对于辛弃疾的影响。

辛弃疾的诗数量不多,就其艺术成就来说不及他的词之万一,但就其思想内容来看,却也往往可以见出作者濡染理学的面貌。他在《读邵尧夫诗》中说:“饮酒已输陶靖节,作诗犹爱邵尧夫。”[6]邵尧夫,就是北宋的大理学家邵雍,有诗集《伊川击壤歌集》,诗歌有“康节体”之称,大抵皆是言乐天知命、安时处顺、优游闲适等等,语浅而理富,风调淡雅。辛弃疾的诗,正如他“爱邵尧夫”一样也往往或深或浅地带有理学的色彩。比如,他的《偶作三首》,其一有句云:“我识簟瓢真乐处,《诗》《书》执《礼》《易》《春秋》。”其三整首说:

老去都无宠辱惊,静中时见古今情。大凡物必有始终,岂有人能脱死生。日月相催飞似箭,阴阳为寇惨于兵。此身果欲参天地,且读《中庸》尽至诚。[7]

诗中充满了理学术语,“簟瓢真乐”前面已经说过了;《中庸》,朱熹定为“四子书”之一,极为强调;而“至诚”一语则是理学家们往往研讨的精义所在。又如,他的《读<><>二首》其二:

屏却佛经与道书,只将《语》《孟》味真腴。出门俯仰见天地,日月光中行坦途。[8]

这里,“出门俯仰见天地,日月光中行坦途”,正是辛弃疾受理学影响的体道之语,是“向里来有用心处”修持所达到的精神境界的形象描绘。类似的境界在他的词中也曾有过表述,他六十岁时(庆元五年1199)所作的《哨遍》(“一壑自专”阙)中说:“正万籁都沉,月明中夜,心弥万里清如水。”强调的都是静中悟道、俯仰自得的境界。

以上,我们用辛弃疾与理学中人的交往和他自己的诗歌作品来揭示了他受理学影响的一面。但我们都清楚,在根本上辛弃疾和朱熹等人是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人格类型。辛的本色是英雄,是志士,朱的本色是文人,是醇儒。从儒家的“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来看,前者在于救弊起衰,铸成伟业;后者在于立德成圣,垂范后世。因而,在具体对待抗金复国的问题上,辛弃疾以“补天手”自居,以“平戎策”为要务,魂牵梦萦的是在“天西北”、在“神州陆沉”;而朱熹则认为“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9]辛弃疾与朱熹相互敬重但又保留不同看法,正在于他们是不同人格类型的顶尖人才,他们各自的特点自然也会在交往中相互影响。理学之于辛弃疾固然有影响,辛弃疾的豪迈气格、恢复主张也未始没有影响朱熹。只是文章旨在揭示理学之于辛派词的关系,对后者就不作涉及了。

(二)

上面说了理学之于辛弃疾的影响,但还没有把这种影响具体到辛派词中进行分析。下面我们将从辛派词着眼,以揭示这种理学的浸染并非辛弃疾一人的情形,而是具有群体的普遍性。元初的戴表元在《稼轩书院兴造记》中描述了辛弃疾与朱熹相交往并因之影响所及而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当其时,广信衣冠文献之聚,既名闻四方,而徽国朱文公诸贤实来,稼轩相从游甚厚。于是鹅湖东兴,象麓西起,学者隐然视是邦为洙泗、阙里矣。”[10]这个群体,与稼轩周围形成辛派词人群体并不是截然分开,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辛派中的相与唱和者,又是儒学泰斗门下的从游问道者。从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的记载来看,情况正复如此。比如,戴复古为陆游门人,而陆游则出于曾几门下。韩元吉为“伊洛之学”传人,尝师事尹,与朱熹友善,又得吕祖谦为婿,师友渊源极受推重。[11]他的儿子韩别见于《清江学案》。另外,像与辛弃疾有多词唱和的赵蕃(昌父),亦见于《清江学案》,说他“少从静春先生刘氏(清之)学……年且五十,更从朱子请益”[12]。其他,像《龙川学案》中的陈亮就更不必说。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他们词中所受的理学影响。简单说来,这种影响表现出来就是词中发议论,大量使用儒家经典中语,有如理学家之对经典的阐释发挥;还有就是直接化用当时理学家之研讨精义的种种术语。比如,辛弃疾的词《水调歌头·送太守王秉》之“一身都是和气”;《洞仙歌》之“细思量义利,舜跖之分”,“羡安乐窝中泰和汤”;这里“和气”、“义利”、“泰和汤”等等,都是当时理学中的常用语汇。又《水调歌头·题吴子似县尉填山经德堂。堂,陆象山所名也》:“唤起子陆子,经德问何如?万钟于我和有?”“耕也耒,学也禄,孔之徒。……日月东西寒暑,何用著工夫?”既用了儒家经典《孟子》“万钟于我何加焉”的话,又夹杂了不少理学的论调。他的《募山溪·赵昌父赋一丘一壑,格律高古,因效其体》:“饭蔬饮水,客莫嘲吾拙。高处看浮云,一丘壑、中间甚乐。”“饭蔬饮水”我们前面谈他的“题瓢泉”词时已经涉及。另外,他的《兰陵王·赋一丘一壑》:“看天阔鸢飞,渊静鱼跃。”“鸢飞鱼跃”语本《诗经·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朱子对此有阐释说:“‘鸢飞鱼跃’两句,问曰:莫只是鸢飞鱼跃,无非道体之所在。犹言动容周旋,无非至理;出入语默,无非妙道。”又说:“问:鸢有鸢之性,鱼有鱼之性,其飞其跃,天机自完,便是天理流行发现之妙处。故予思姑举此一二,以明道之无所不在否?曰:是。”[13]辛弃疾词中用此语,也正可看作是他“向里来有用心处”的修养境界的描述。

其他的词人,比如赵善括《沁园春》:“且一任三才和五行。”“三才”见于《周易·说卦》“兼三才而两之”,又《尚书·洪范》有“五行”之论。他的《水调歌头·赵帅生日》:“几百万家和气。”“和气”,《礼记·祭义》中有:“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朱熹论“和气”语甚多。杨炎正《水调歌头》:“只恐棠阴未满。”“棠阴”用《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语。其《水调歌头》有云:“和气与空浮。”“和气”上已提及。刘过《沁园春·寿》:“看人如伊吕,世似唐虞。”“不用别样规模。但收揽人才多用儒。”“世似唐虞”句,出《论语·泰伯》“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收揽人才”,则是当时理学家语。其《沁园春·咏别》:“一别三年,一日三秋。”用《诗经·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语。又《水龙吟》:“朝廷既正,乾坤交泰。”用《周易·泰(卦十一)》:“《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又《西江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用《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又《清平乐》:“维师尚父鹰扬。”用《诗经·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这样的例子在辛派词人的作品中不胜枚举。这种用经用史的现象,一方面固然是拓宽作品内容深度和广度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是理学盛行下相与问道辩难的学术风气影响所致。

最值得注意的是辛派核心词人兼正宗学者的陈亮。其论学主张功利主义,强调事功,前人概括其主张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14]。他对于当时的理学诸人是很有一些微辞的,曾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他们是“风痹不知痛痒之人”,又曾说他们所讲求的学问不足以应当时非常之势,甚至说“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材术辩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15]。但不论陈亮与当时理学诸家有怎样的不同,他本身作为儒学中的一派是可以肯定的,他与理学诸人的论辩是儒学内部不同派别的意见的交锋[16]。他的不少主张正是针对理学的短处而发。要之,他之于理学正是相反相成的关系。他的作品中充满他与当时理学诸家辩论的学术用语正在情理之中,这里且略举他词中的种种学术语汇。《水调歌头·癸卯九月十五日寿朱元晦》:“讲论参洙、泗,杯酒到虞唐。”《洞仙歌·丁未寿朱元晦》:“问唐虞禹汤文武,多少功名?”又“许大乾坤这回大。向上头,些子是雕鹗抟空。”《蝶恋花·甲辰寿元晦》:“冷淡家生冤得道。”《秋兰香》:“未老金茎,些子正气,东篱淡伫齐芳。”这里“得道”云云,在《二程集》[17]、《四书集注》都有详论。“正气”云云,为南宋理学家常见之语汇。又“向上头”一语,《朱子语类》引述“二程”语云:“明道(程颢)又云:‘自能寻向去上。’”“程子云:‘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18]另外,《桂枝香·咏木犀》有“是耶非也,书生见识,圣贤心术”语,皆是一派学术气味。

对此,陈亮自己是有自觉的认识的,他说他自己词的创作是:“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于曲学之律。”[19]“抟搦义理”,就是以当时的理学语论入词,“劫剥经传”,就是以儒家经典及其阐释内容来入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所述稼轩、放翁“用经用史”、“时时掉书袋”等特点,正与龙川此处“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之说相合。只不过在陈亮则是鲜明自觉地标举出这一特点,这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为陈亮是辛派词人中学者色彩最为浓厚的缘故。其他一些人,如陈、戴复古等一些常常被目为辛派词人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类似的现象。要之,“抟搦义理,劫剥经传”可谓辛派词人身处当时学术背景中的共同倾向,他们的创作不自觉地浸染了当时的学术风气。

 

参考书目:

《全宋词》               唐圭璋编              中华书局1965

《稼轩词编年笺注》      邓广铭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辛稼轩诗文笺注》    邓广铭辑校,辛更儒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宋元学案》    (清)黄宗羲著   陈金生、梁运华点校   中华书局1986

《辛弃疾资料汇编》       辛更儒编              中华书局2005

《陈亮集》(上、下)   (宋)陈亮撰             中华书局1974

《龙川词校笺》        夏承焘校笺,牟家宽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辛稼轩年谱》           邓广铭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陈亮评传》          董平、刘容章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朱熹评传》             张立文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南宋词史》          陶尔夫、刘敬圻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宋明理学》             陈来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宋明理学与文学》       马积高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    许总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1] 邓广铭辑校审定,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第1141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第3179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3] 朱熹《答杜叔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2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一“雍也篇二”之“贤哉回也章”,第794796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5] 朱熹《论语集注》卷六,见《四书集注》第163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6] 邓广铭辑校、辛更儒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第1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7] 以上二首见邓辑、辛笺《辛稼轩诗文笺注》,第2642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8] 同上,第208页。

[9] 朱熹《垂拱奏三》,《晦庵集》卷十三,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3册,第21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10]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一,此据辛更儒《辛弃疾资料汇编》,第14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 可参(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十七《和靖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五十九《清江学案》,第1945194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5341535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14] 实际上以这两句话来概括陈亮对于历史发展的一些论点是不准确的,陈亮自身在当时就对此两句表示是误解了他的意思,具体可见他与朱熹往复辩论的书信中的《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十,第280281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此外,邓广铭先生的《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一文对此论之甚详,可参看,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2142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5] 陈亮《祭吕东莱文》,《陈亮集》卷二十四,第364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16] 关于这个问题,邓广铭先生《陈亮反儒问题辨析》论之甚详,可参看,见《邓广铭治史丛稿》,第2252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5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8]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411页、1412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

[19] 陈亮《与郑景元提》,《陈亮集》卷二十一,第32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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